张千帆:“舆论斗争”的阶段与走向

“舆论斗争”的阶段与走向  

张千帆

发表时间：2013-10-10 16:29

  自八月下旬以来，“舆论斗争”成为中国官方推出的热门词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环球时报》、《解放军报》陆续发表文章，若干省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也纷纷表态，支持“舆论斗争”、否定宪政民主。中央军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言下之意，舆论阵地已经失守，现在要靠网络军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夺回阵地。或许在新一届政府看来，舆论阵地对于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再不收复将无力回天。只是中国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全民洗脑、后二十年的精英反思之后，早在十年前就已进入大众觉醒时代，现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专政手段回到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其实，在中国近六十年，不同版本的“舆论斗争”一直是官方主旋律。各种“整风”、“学习”等思想运动每隔几年甚至每年都来一次，以保证党员和大众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大众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或主见，因而每次思想“斗争”如同演习一样轻而易举大获全胜。和威权政治不同的是，极权政治的主要体征就是舆论和权力的高度合一：政治权力垄断舆论工具，并生产自己的“真理”话语体系；舆论机器对全民灌输“真理”，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权统治。国家一方面屏蔽外来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用专政机器直接剪除国内的少数异己力量，以此形成“超稳定”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全民都相信权力即真理。无论政权对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它是不会错的；你挨整，只能说明是你自己错了，你只有老实悔过、痛心检讨。政治权力因代表“真理”而获得巨大的道德资源，变得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真理”则借助专政机器的威慑力而深入人心，全民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深信不疑。

  中国的“前三十年”即处于这种全民洗脑状态。1949年后，政治异见的主力逃离大陆，剩下的小股反对力量或遭到镇压，或经过改造而成为“真理”话语的一部分。全国上下都毫无保留地崇拜一个人、一个党、一种思想，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权力和真理的统一达到不可逾越的巅峰。其实这个时期仍有一批受传统教育影响、有思想、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但即便他们原先也对正统信仰坚信不移。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执政才七八年时间，绝对权力即已绝对地产生腐败和社会不满，知识分子利用“双百”方针对党进行“猖狂进攻”，结果悉数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文革”初期也产生了遇罗克、林昭等青年反叛者，但是在全民崇拜绝对权威的疯狂年代，反对力量如沧海一粟，无一在专政机器下留存下来。

事实上，对待这些凤毛麟角的先知先觉者根本用不着国家暴力，只要发动群众起来“大批判”，“六亿神州”的吐沫就能把他们淹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那么大的人道灾难，也只有党内高层极不彻底的批评和反思。在党内中下层和党外，宣传机器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忍饥挨饿的人民对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毫不知情，数千万饿死的冤魂野鬼并没有对“伟大领袖”的形象造成一丝伤害。“大饥荒”削弱了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却未曾贬损他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正是这种格局让他发动“文革”，利用全民对他的狂热崇拜打倒那些因他的错误而获得机会的党内挑战者；假如没有前者作为土壤，“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场宫廷斗争，不会发展成为祸惨烈的全民运动。

  “文革”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后极权”时代，一个标志就是党内外部分精英痛定思痛，开始反思造成这场全民浩劫的制度根源。进入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伴随着思想开放，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发生全面变化，政治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岌岌可危；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意识形态已开始经历解构与重构。但是在这个阶段，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和质疑仍限于少数精英；多数民众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温饱和小康，并不关心更宏观的政治与制度改革问题，也不具备交流信息与思想的便利手段。因此，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运动主要影响高校师生，并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

“八九风波”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传播却影响甚小。九十年代之后，关于宪政民主的各种学说仍然持续不断进入大陆。原先国内对西方宪政制度只有粗线条理解，现在连司法审查等相对晦涩的知识细节均已成为法学常识。至少在学术界，传统意识形态已彻底失去“阵地”，宪政民主等现代理论的知识积淀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征地、拆迁、分税制、土地财政、禁止农地流转、放任环境污染等各种借“改革”之名剥夺民利的制度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政改缺位造成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直接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利益，从反面验证了宪政民主的必要性。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老百姓对发生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以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复转军人乃至被“双规”的官员从自身遭遇中认识到，没有法治与宪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胡作非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连他也不得不为自己呼吁公正审判。法治、人权、民主等宪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数学者宣讲的书本知识，而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和共识。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新一届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舆论斗争”，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回阵地”、回到毛时代。除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教育知识背景及其形成的个人思维偏好之外，这种政治左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温执政期间，上一届即已形成的各种恶法产生的社会恶果全面发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单面推进经济改革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社会要求政治与法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让执政者感到压力倍增、芒刺在背。然而，实质性改革将无可回避地触动既得利益，执政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触碰的；反之，通过现有的舆论控制系统扼杀宪政民主、回归毛时代话语则似乎代价和风险较小。于是今年“两会”结束、权力交接完成后，就有了传达“九号文件”、组织发表反宪政系列文章、打击“新公民运动”、对青年教师加强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网络大V、夺回舆论阵地等一系列“亮剑”行动。

当然，从其产生的效果和社会反应来看，这一行动计划显然误判了中国当前的舆论形势。“九号文件”虎头蛇尾，在高校传达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讲”成为教师们茶余饭后的挪揄对象。逻辑不通的反宪政文章多以匿名发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学术圈里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学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样的学者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宪政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讥讽，可见此种言论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种程度。在官方对民间发动的这场“舆论斗争”中，胜负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说自话和极少数官员的被动表态之外，如今还有谁在公开支持这股反宪政逆流？事实上，官媒对宪政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不仅没有镇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体制内学者，让体制内的“社宪派”、体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场的派别结成了广泛的护宪联盟。在这种生态下，任何学者公然站出来反宪政都是一种职业“自杀”；这么做也许马上就能得到“封赏”，却彻底毁了自己在圈子里的声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联合抵制、社会普遍反感的“舆论斗争”成功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是六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在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执政者或因自身强势、或因顺应民心，都牢牢掌控着舆论主导权，官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舆论斗争”或哪怕是实质性的对话。在毛时代，显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调者都不会有好下场。有的学者对1954年宪法的上亿人“大讨论”津津乐道，其实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讨论”？几亿人只有轰轰烈烈学习、领会、赞美领袖精神的份儿！邓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号，主导了意识形态潮流。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是拉开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实也不是任何意义的思想或学术辩论。“辩论”的基调早已确定，剩下的任务是找学者写文章正面论证，反对者（当时的左派）是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官方媒体发表意见、正面交锋的。事实上，这种行事模式和现在的反宪政言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改革开放的立场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学者愿意为之效劳。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执政者当前面临的尴尬。初看起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理由不“自信”。毕竟，专政与舆论两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样掌握在政府手里。当年位高权重的“四人帮”都抓了，今天抓几个体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么？他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而“四人帮”倒台表明笔杆子最终要听枪杆子的。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打倒“四人帮”在当时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且不说长期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臭老九”们，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也早已厌倦了让他们“一穷二白”的意识形态。因此，即便在极左派还掌控着舆论阵地的时候，打倒“四人帮”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宪政、抓大V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呢？即便政府小心翼翼地捡了薛蛮子等几个声誉并不好的大V作为收拾对象，网上也出现了大量调侃和质疑，大V们更是清一色地对政府以道德瑕疵为由进行网络整肃表达本能的警惕。时代不同了，当代中国人不仅懂得爱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论自由，而且已经意识到对别人言论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独立学者陈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在“五十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但这种“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图制造的，完全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底色。当然，作为未曾清理的“文革”遗产，左派言论仍有巨大市场。反宪政逆流掀起后，“左派”确实十分活跃，据说已开始和政府联动打击“右派”；如果属实，那么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文革”时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危险迹象。然而，中国“左派”看似声势浩大，却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治国思想。除了在领土主权等外部问题上可以一时蒙蔽群众之外，对于民生、反腐、教育、环境治理等和民众利益攸关的国内实际问题，毛主义中找不出一个答案，多数民众也不可能对这一套老调重弹的说教感兴趣。“新左派”虽曾名噪一时，但是其影响仅限于少数学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过他们的鼓噪让极左主张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除非发生战争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左派已走上穷途末路。如果执政者决心向前推进改革，来自左的阻力亦无足多虑。

在经历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之后，当代中国大众已经觉醒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思维。在今天的学者、记者、律师及普通百姓中间，支持宪政民主的“右派”已占据绝对多数。宪政民主虽然还说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数人或许不敢站出来主动维权，但是要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辩不过就抓人，也许能制造一时的恐怖气氛，让大V们眼下三缄其口，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抓了许志永、王功权，接下来又能如何？他们因言获罪，只会收获更多的社会同情。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政府并不能将他们重判并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提高他们的国际与国内知名度，而自己则四处树敌并在道义和形象上丢分。

思想的闸门犹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合拢。现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脑时代，领袖想要人民信什么，人民就信什么；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时代，用专政手段就能让少数异议者的消声。大众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武力压制并不能改变大众对宪政民主的信仰。事实上，不论中共执政的原始合法性来自何处，它也不是纯粹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单纯的军事胜利并不能为它赢得广泛的大众支持，而国民党之所以丢失政权，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引起了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国家动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复思想和言论阵地，反而只能进一步自损形象、丢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网络时代再实行语态单一的思想灌输，显得幼稚可笑、不合时宜。在不合时宜的方向上走得越远，执政形象所承受的损伤越大。

面对大众醒悟的中国社会现实，执政者有必要为体面执政做长远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转宪政民主的历史大潮，不如尽早改变“舆论斗争”的习惯心态，设计或接受和宪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话语体系，与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谐相处。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与法治改革而言，一个具备宪政意识的公民社会显然是好事而非坏事。要为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也必须采用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目前的“政左经右”姿态好比人格分裂，高层传递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困惑与对立，而官民对立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碍。其实，打破对立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要让中国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齐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执政者可选择的路很宽。

反之，在打倒“四人帮”37周年的今天，还要把当年那一套搬回来，中国社会能答应吗？